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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大学,我的成长乐园
http://zt.cnhubei.com  2011-10-8 9:49:38  
  生命中最青春流溢、神采飞扬的快乐时光,当属大学时代。倘若青涩却郁勃的生命幸遇适宜环境,不仅能焕发出亮丽的色彩,还能为一生积攒下绵长的生长力量。而大学则是最能提供营养、萌发理想、蕴育生长点的园林。好园林必有优美的环境:富有生机的丛林和一群敬业的园丁。幸运的是,我就遇到了这样的美园。

  1985年初秋入学时,大学校园还在建设中,校园里只稀疏地坐落着两栋教学楼,几栋宿舍楼和并不巍峨的图书馆,但枕关山,襟南湖,自有一种灵秀氤氲、伸延大器气象。不管别人如何认为学校偏僻,我却打心眼里喜欢自己的校园。不是吗?站在那船型主教学楼上,南观波澜不惊的南湖,西瞻卧伏的狮子山,总有豪情油然;北望,则群山低伏,苍翠浓密处为植物园,湖光潋滟的是东湖。春天里,偶尔远眺,会一下子从课堂走私进岚气溟濛的群山。秋冬季,北风劲吹,狂澜中弯而不折的乔木让俯视它们的人怦然心动神凝。那座舰船楼上承载了多少年青人的梦想!

  这里的园丁们敬业乐学,善于传道授业解惑。毕业多年后回忆起自己的老师们,不仅依然充满尊敬和爱戴,而且更理解了老师们的苦心孤诣。一年级时,教授中国古代史的是杨武泉老师,从学长们口里知道这是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。充满期待地去上课,焉知老师的一口方音却使我如坠雾里。不过,课下借用同学们的笔记,把课堂笔记补充完整,发觉老教授果然名不虚传。杨教授的讲授内容从论点的提出,到论据的使用及展开,到结论,严密整饬,自成体系。更重要的,他讲的许多东西在课本上找不到,这对刚脱离中学背诵方式学习的学生来说,称得上“入门正”了。

  教室是让人快速成长的地方。教我们世界史的蔡恒杰老师,每个月都会布置一个论题,让大家自己选择角度争论。主持人或是班长,或是学习委员,同学们则或自由缔结阵营,或单枪匹马,阐发己见。而蔡老师经常侧身端坐前排,默观静听我们“开战”。这种课不仅锻炼我们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视角、路径,也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判断能力,还提高了快速论辩能力。当然,课堂讨论课最精彩的地方还是蔡老师的总结。蔡老师当时刚从北大毕业,有个很独特的修为:每次下课时都把自己板书过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。被我们问及缘故,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北大传统。似乎没有北大的人佐证过北大还有这样的传统,但大家却都喜欢这位老师。蔡老师被学生们另眼相看的是他还很“潮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经济浪潮方兴,不少人开始经商、搞实业。记得蔡老师在大学医院前的十字路口东南角前弄个铁皮书屋。虽说民院、纺院、中南政法几所大学都在附近,但当时那里却没有一家书店,学生们买书大多要跑到街道口、武大附近。武汉的交通状况又极糟糕,每次出门都像远征,记得有一次就丢了钱包。有了蔡老师开设的书屋,总算能就近看看新书了。那时自己的经济能力有限,虽书价低廉但买的书并不多,也不知道老师是否淘到了他的第一桶“金”。特佩服这样一位年轻又勇于尝试的老师。

  老师开书店大概是爱书的缘故。有一次图书馆处理部分藏书,赶紧跑去挑选,看到教近代史的谢冰老师早已喜孜孜地抱了一大摞出来,于是知道老师比学生更爱书。至今我还保留着那次买的两本世界史,每当看到所钤的“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”印章时,就浮现出谢老师的笑脸。

  使心灵滋润,让心智成长是图书馆。大学期间,去的最多的地方大约就是图书馆了。当年图书馆还没有如今这般巍峨华美,双子雄视。老图书馆秉承民族风,极富民族色彩的绿琉璃瓦出檐,内部则为朴素的四合院结构,方方正正的,天井可通往各个阅览室。印象里借书库在二楼,那时还没有实现图书的数字化管理,借书很麻烦,需要先从如同中药铺的小抽屉里查阅借书号,写清楚书名、借书号码,先后请管理员到书库取书。那条长长的甬道充满了神秘、期待和失望,因为不少时候,管理员会两手空空地回来,告知“没有”。

  和指名借阅相反,期刊阅览室和二楼南阅览室看书就方便多了。书架上的图书可任意取阅。大四那年历史系系主任杨朴羽教授给我们开“马列主义著作经典选读”课,每周只一次课,主讲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一门看似枯燥的课,却被杨教授的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提问,引得同学们兴趣盎然。现在知道,杨教授是采用了文本细读、修辞文法等综合教学手段授课,到上世纪90年代,这些手法才被人们广为认知并接受。从杨教授课堂上产生的兴趣,使我有一段时间,每天晚上都坚持去二楼南阅览室读《资本论》。阅览室里,南侧整洁地排列着可供6到8个人阅读的大书桌,北侧则是一排排插满书的书架。随意地取书阅读,周围的人群虽不固定,却因大都是文科生,时间长了,彼此面熟,偶尔也交流一下各自所学。《资本论》可不那么好啃,读得心躁气浮。武汉早热,窗口虽大开着,也顶不住人多之闷燥;大家尽量低声交谈,室内还是流荡着浮躁。忽有花香飘过,清甜甘冽。目光四下里寻觅,见一女生上衣口袋里簪一朵白花,有点像放大的茉莉,比白玉兰朵小且多重,花瓣莹洁细腻,素体含香,芬芳四溢。周围同学也都纷纷抬头寻望,之后,似乎花香起了镇静作用,阅览室便安静了许多。下自习时,忍不住去探问,知道了这是栀子花。有时,某种记忆片断呈现的是永恒意象,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出现,它所绑定的密码也无以更改。比如对我而言,自那时起,栀子花就永远是和民大的图书馆连接在一起的了。

  图书馆墙外就是南湖,幽静且清爽,西墙外有一大片折廊,随便在水泥地上铺张报纸席地而坐,便可面对湖水或杳思邈想、或朗朗读书。闭馆时,我和室友小韦常去那里,她爱备下一包零食,俩人就在那里读书、聊天,南湖水一定听去了我们不少悄悄话和争论。

  上世纪80年代末,商品经济大潮初兴,知识一度贬值,“搞原子弹不如买茶叶蛋”就是那时的民谚。那时,我们还算不上痴爱读书的人,但游荡在校园里空有大把可消磨的时光,于是“无聊读书”也成为一种消遣。即便这样,老师们还是苦口婆心地教诲我们读书、读书、再读书,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。事实证明,还是老师们的眼光长远:无论在什么环境下,还是谁读书谁学习谁受益。离开大学校园不到20年,不仅世风发生了根本变化,再看当年的“同学少年”,也有不小差异。不管每个人的际遇如何,但在各行各业做得最优秀的,基本上都是“笃信好学”之士。当然,这种受益也不能完全用表面的世俗标准衡量,因为读书、学习对人心灵的导航定位是终生的。当商品经济大潮海啸汹涌、人欲横流下,人们的心灵失落、失衡、失控时,我常常想到从图书馆里借来的狄更斯《双城记》里的开篇名段;当工具理性甚嚣尘上,价值理性趋于湮灭时,当年读《论语》时被轻轻放过的“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”,却忽然明悟了:固守良知,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,才是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  欣闻母校即将迎来六十华诞,六十一甲子,时光悠悠流转,绮梦岁月的许多温馨片断都涌入记忆。而最近得知的一些情况更令我感动。先是前一段,我以笔名在民大校报上回顾了《二十年前的那次提问》,之后不久,给王延武教授打电话,当我报上年级、姓名时,王老师几乎不假思索地说:“我记得你,”我吃惊并稍迟疑,王老师接着说:“你是聊城人。很多年了我都想找机会去那里看看,知道你在那里。”毕业21年了,自己没拜访过老师,居然还被老师记得,惟剩惭愧和感动了。有这么复杂情感还不止我一人,说起黄义生老师不少同学都特别感动。黄老师当时分管历史系学生工作且给我们讲授《中国近代史》,居然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。因此,有了毕业20年同学聚会时,沈文辉博士与黄老师的相拥而泣;有了聚会没能成行的廉华,听说被黄老师问到而后悔不迭。2010年9月初,在北京有缘相聚的几位师生燕谈,已调离民大的才家瑞教授逐一问到我们几位山东籍、河南籍的学生状况。当年才教授去山东招生,后来他私下告诉我们,把成绩高的学生全招进了历史系。难得的是,我们毕业前才教授又一一去家访。不论学生们是否问候老师,老师们却一直记挂着、关心着我们,怎能不让人感动。如今的我也是一名大学老师,当被廉华问到“是否也像咱们的老师那样熟知学生”时,只能自叹弗如。

  2009年国庆节期间,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回到母校,自己虽未能如愿,但看到大家在面目一新的图书馆双子塔大楼前的留影,在校园里的流连,在教室里的往日重温,在“笃信好学、自然宽和”校训前的驻足沉思,不由不心驰之且神往之。今天的民大学科设置更齐全,校园建设更美丽,双子塔图书馆大楼已成为中南民族大学的标志性建筑。如此巍峨壮观的图书馆大楼里,想必设施更齐全,图书更充足,在校的学子们有更大更自由的阅读空间;如此美丽的校园里,想必更多人能经过民大的培养走上社会,为社会服务,为母校争光添彩,为人类文明书写灿烂的篇章。

  祝愿母校腾飞!

      作者:蒋鹏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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