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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理发师艾滋病日前夜三度落泪:一定要戴安全套
2009-12-1 17:2:54  都市快报

  今天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。今年的主题是“遏制艾滋,履行承诺”。

  昨晚7点,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16楼会议室举办一年一度“爱在红丝带”联欢晚会。昨天来联欢会的,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代表、医务人员和城市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。

  6点半,能容纳200多人的会议室基本满座。会场内,一些人不自觉地把头低下来――他们是25位艾滋病患者,男性18人,女性7人。

  “这18位男患者,都是男同性恋者,”关爱家园负责人时代强教授忧虑地说,“临床发现,男男性行为导致艾滋病感染的病例数最近几年上升得特别快。”

  时教授说,这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会,卫生部部长陈竺最近说,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%。

  “同性恋会成为高发的人群,应该早一点介入干预,我们开展工作也多年了。走进这个群体很难,事实上,他们自己也不认可自己,大部分人不愿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。”

  联欢会间隙,时教授邀请一位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接受我们采访,他说,叫我祥哥。

  祥哥的故事

  祥哥43岁,打扮时尚,耐克球鞋、蓝色水洗牛仔裤,黑色夹克。刘海修剪成韩星安在旭的样子,往一边倾斜,几乎遮住了眉毛。

  祥哥五官清秀,长着一张娃娃脸,看上去更像是个三十出头的人。他的眼睛血丝很多,神情疲惫。我主动和他握手,祥哥迟疑了一会儿,才轻轻碰了碰我的手掌,很快缩了回去。他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
  我的家庭很普通。家里有我爸,我妈,我哥。我爸9岁时就成了孤儿,他自己苦大的,学剃头糊口。生了我后,他把剃头的手艺传给了我。我家特别穷,13岁我就出来谋生了。

  16岁,我花了800元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,就四样东西,一面镜子、一个脸盆,一条凳,一把剪刀。

  我们家人之间几乎不交流,可能是生活中烦恼太多了。就算现在,我生病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,惟一知道的就是我的老婆。

  我20岁那年就结婚了。其实,我也是喜欢女人的。结婚第二年,女儿出生了。

  我和老婆也过性生活的,她20多岁时,我们一个月顶多两三次,她30岁后,就更少了。

  27岁那年,我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。在理发店里,遇到一个一同学理发的男人,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改变了。

  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网上联系,手机短信联系,次数多了,我的胆子也大起来。每一次,我们都是不戴套。

  我染病,应该是2007年3月,在上海。

  8月,我开始发病。头痛得快要裂开,淋巴肿起来。

  10月,我在浙医二院血液科查出了艾滋病。我常常躲在人后无法控制地放声大哭。我很恨自己,恨上海那个人,后悔没有采取防护措施。

  直到10月底,我来到“关爱家园”找到时代强主任,他很热心,把手机号码给我,劝我积极面对,我才慢慢打消死的念头。

  2008年4月,我老婆生日。我第一次给她买了鲜花,买了蛋糕,我告诉她我得了艾滋病。那天,我俩抱头痛哭。

  (说到这里,祥哥哭了。他用手指把泪水抹干净,停了很长时间。)

  我很对不起我老婆,更对不起的,是我女儿。我很爱我女儿,她在杭州工作。

  我很担心,我经常和女儿说,你找男朋友,一定要找人品好的,不好乱搞。结婚前,坚决不能有性行为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,就是她早点找个好人家,嫁掉。我知道,我的日子是不长的。

  (说到这里,祥哥又哭了起来。他反复说到他女儿。他说女儿不知道他是艾滋病患者,总是担心他的身体。)

  得了艾滋病以后,我把“圈子”里朋友的电话号码全删了,即便有人找上门来,我也拒绝。我警告他们一定要戴套子,有人打算找姑娘假结婚的,他也会劝他们。

  上个月,我自杀过。我吃了老鼠药。因为生意上碰到了很大的困难,我活得很累。

  我不止一次想到死,得了这个病,好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幸好有“关爱家园”,有时主任,还有我老婆、女儿。我老婆说,艾滋病毒可怕,但艾滋病人是不可怕的。

  (说到这里,祥哥第三次哭了。)

  (来源:都市快报 作者 张姝 黄彩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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